款识的出现可谓由来已久，早在新石器时代，如陕西出土的仰韶文化类陶器和浙江出土的良渚文化类陶器上已有所见，但当时尚无文字，只是于陶器上刻有符号。商、周时期的青铜器上铭纹和徽号已经广为流行，在当时被称为“铭文”。 

      最早的瓷器款识则出现于东汉时期，江苏南京赵士冈出土的青瓷虎子上刻有“赤乌十四年会稽上虞师袁宜作”文字，十三个字，集纪年、产地和工匠姓名为一体，是迄今发现的最早的瓷器款识。

      历代陶瓷器的款识是物质文化同精神文化的结合点。在古陶瓷研究中与造型、胎釉、纹饰、烧制工艺一样，是鉴定古陶瓷的年代、窑口、质量等方面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深入地了解历代陶瓷款识的基本特征和规律，如款式、书写内容及题款工艺手段、字体等，可以为古陶瓷的鉴定辨伪提供科学的依据，同时，也提高和升华了陶瓷鉴赏和收藏的审美层阁。

      古代款识最早反映在青铜器的铭文上。在《汉书·效祀志》中记述有：“鼎细小，又有款识，”其中的“款识”说：“款，刻也；识，记也。”

      又有人称：“器物上的阴文为款，阳文为识”。 如张士南在《游宦记闻》中说：“款谓阴字，是凹入者；识谓阳字，是凸出者。”还有一种说法：在内为识，在外为款。中国陶瓷器上的款识与此说法亦是相通的。从对历代陶瓷器的款识了解过程中，不难看出，在不同时代，不同晶类、不同窑口、不同的生产物质及装饰与创作工艺使用用途等，其款识的内容是干变万化的。

      在题款的工艺手段上，基本分为刻划、模印和书写三种形式。如早期的青白瓷器单色釉制品大都采取刻、雕、划手段题款。而随着釉下彩(青花、釉里红) 、釉上彩(五彩、粉彩、珐琅彩、金彩、墨彩……)的出现，使款识的题字也出现了与装饰材质和装饰工艺相同的使用毛笔书写的形式。如釉下青花款、釉里红款、矾红款、胭脂色款、蓝料款、金彩款等等。

      在款识的种类上，又可分为用不同方法标注烧造年代的纪年款，(我国古代瓷器款识，大部分为纪年款)；题写自家斋名、室名的堂名款；标注吉祥词句或祝福、警句等的吉语款；题写陶工、作坊主、店主姓名和陶店名号等的陶工款；含有寓意的纹样图案及动植物图样的花样款等等。

      在款识的文字字体、书写部位、文字排列结构上，形式也是多种多样的。

      陶瓷的款识多以文字形式表现，我国历代文字的风格演变在瓷器上都有所体现。款识通过陶瓷这个媒体，同样表现出中国书法不朽的艺术魅力。款识文字有汉字的真、草、隶、篆及变体文字。另外还有诸如西夏、波斯、西洋、满文、藏文等的少数民族和外国文字。

      历代陶瓷款识的题写部位和结构布局干变万化，没有固定统一的模式。明代以前多题写于器盖、器身、器心、器底。明以后款识的格式始渐规范，除长篇题句或特殊器物个别题于口沿外，其余均题于器心或器底。而明清两代的年款排列极有规律，字数一般为四字或六字。四字两行、六字两行为官窑的排列方法；六字三行的形式为官窑民窑皆有。款识的外圈常用单圈、双圈、单框、双框或诸如云文、莲瓣等图案做为装饰。

      随着制瓷工艺的发展，陶瓷器款识种类愈加繁多，形式也更为丰富多彩，作为古瓷文化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它的出现大大丰富了中国陶瓷艺术的文化和风俗底蕴。

      本典汇集了从古至今陶瓷的大部分款识，不仅是鉴定和研究陶瓷的重要依据，从中还能觉察到不断嬗变的历史脉搏，为陶瓷爱好者鉴赏的升华和对收藏审美的提高提供了一个专业知识的平台。